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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监督模型让隐身幕后的“卡头”浮出水面
时间:2023-10-12  作者:  新闻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  【字号: | |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日益猖獗,电话卡、银行卡(简称“两卡”)成为电诈分子实施犯罪、洗白资金的帮凶,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此,2020年10月,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断卡行动,且断卡无期限。


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破解“两卡”案件难题,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将数字检察作为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的关键变量和重要引擎,坚持“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十六字方针,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运用大数据精准打击电信诈骗及关联犯罪,建用“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以“两卡”案件小切口实现检察监督大提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打破“信息孤岛”

让案件数据“胜利会师”


2021年8月,一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的嫌疑人张某到案后对自己的售卡行为以刷积分为由进行辩解。然而,细心的王雪鹏检察官却从张某手机信息中发现了端倪。原来,在张某手机聊天记录中,显示其招募王某、贾某等人前往京外某地卖卡50多张。


于是,办案组立刻按照上下游人员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制度将发现的下家人员姓名等身份信息登记,并向侦查人员核实王某等人是否已被抓获。在张某被批捕后,侦查人员确认其余6名下家均已到案。“根据此情况,我们协调公安机关确定一个派出所作为主办单位,其他派出所予以配合,将上述7个案件按照统一标准侦查,并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完成并案,一并移送审查起诉。”王雪鹏说,然而张某一案只将张某及其下游人员绳之以法,其上游“卡头”只掌握了一个微信名“樂某”,仍未落网,检察官将相关信息输入系统待查,供后续案件数据碰撞。


后来,另一起案件的嫌疑人刘某到案后,供述了自己前往京外某地卖卡并招募徐某等2人卖卡7张的事实。但经过审查电子数据,办案组发现了刘某的手机中有多个微信号码登录痕迹,其中一个微信的昵称为“樂某”。“我们在办理张某案时,将张某上家的微信名录入了大数据平台,通过平台检索比对与刘某的微信一致,因此怀疑刘某正是张某的‘隐身’上家,后经过进一步取证,最终确定了刘某就是常驻该地数月、从北京等地招募人员前来卖卡的幕后‘卡头’。”王雪鹏介绍说,检察大数据思维的核心,是由传统的“数量驱动、个案为主、案卷审查”个案办理式监督,向“质效导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的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


图为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分享交流会


“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制度不仅使张某的犯罪事实无处遁形,也让隐身幕后的‘卡头’浮出水面。张某案件正是昌平区检察院“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正式上线后的一个成功实践。最终,张某和刘某从自称的‘卖卡工具人’被认定为职业卡头,增加认定涉案银行卡70余张,罪名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升格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并分别获刑三年六个月与五年,同时挖出了一个职业倒卖‘两卡’的犯罪团伙。”王雪鹏说。


“上下游”全链条打击

纠正漏犯漏罪



“我办理过一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金某在公安机关讯问和检察机关提讯时均仅供认出售了自己的4张银行卡,并自愿认罪认罚。”第二检察部检察官薛聪颖说。然而,她在对涉案银行卡流水进一步梳理,并引导公安机关通过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倒查后发现,金某还介绍他人办理了40余张银行卡,涉案资金上亿元。


为什么在办理“两卡”犯罪案件时容易出现“漏人”“漏卡”的情况?昌平区检察院检察官进行了深入思考:涉案数据来源以被害人报案为主,能锁定开卡人员却难以追溯到上级“卡头”;办案模式为按照线索进行属地办理,掌握的案件信息容易出现割裂,很难反映“两卡”犯罪产业链全貌;对犯罪嫌疑人的电子数据审查需要时间,又难以掌握有效口供,导致很难在破案第一时间抓捕到全部涉案人员,尤其是上游“卡头”,存在即便抓获“卡头”也可能出现遗漏涉案银行卡数量的问题,因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往往会避重就轻,对于既往行为不予供述。


为了把分散化、碎片化的涉“两卡”犯罪案件数据“唤醒”并有效利用,昌平区检察院专门制定《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两卡”案件数据采集、数据运用、监督方式、效果转化等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借助反诈平台查处资金流的技术优势,发挥“两卡”模型串并“人员信息流”特色,形成合力,实现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目标。


图为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监督模型介绍

“我们以电信诈骗案件及其关联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相关信息作为大数据来源,将上下游相关人员姓名、绰号、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微信号码、办卡网点及其他案件线索信息自动抓取,通过后台信息智能碰撞比对,实现关联案件的自动串并、提示、查询等功能。串联出电信诈骗及其关联黑灰产业的全链条,数据结果供检察人员办案使用。”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霞介绍。


目前,该模型经市检察院推广后,已在北京市各基层检察院铺开应用,已深挖关联案件114件、认定职业收贩卡团伙18个,追捕追诉到案收贩卡人员107人。同时,该模型还在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内蒙古、云南、山西等多地检察机关开展跨省应用,案件数取得显著成效。


延伸治理效能

共画司法同心圆


检察履职,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在新办案件和既有案件之间开展数据碰撞后,大数据系统自动筛选出上下游团伙、跨区域案件、漏犯漏罪、高发网点这四类监督线索,线索下发后进行联合研判,通过追捕追诉、公益诉讼、磋商座谈等方式融合履职,从而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产业链的溯源治理。


“银行卡办卡环节是嫌疑人踏上犯罪道路的第一关,也是挽救他们的重要一关。为此,我们以银行卡的办理环节为切入点开展溯源治理,精准施策,制定简明扼要的银行卡《法律风险提示函》,突出告知重点,明确售卡后果,建立辖区银行网点联络机制,随时通报可疑情况,评估涉诈风险,目前已成功劝阻1000余人次。”刘霞介绍。为进一步溯源治理,昌平区检察院与区反诈中心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定期研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新动向,通报开办涉案“两卡”较多的营业网点和行业人员,强化重点整治;与金融办、通讯运营商等密切配合,形成惩治预防网络犯罪合力。


图为昌平区检察院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座谈交流会


运用“两卡”案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破解难题,已从一地“盆景”扩展为广阔风景。今年以来,昌平区检察院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研发团队先后赴湖北省襄阳市院、山东省聊城市院、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院、景洪市院、勐腊县院、勐海县院调研交流数字检察工作,围绕检察大数据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要点,对各地检察干警系统展示了“两卡”案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从个案办理中发现类案监督线索的过程、建模中遇到的难题及取得跨省运用的成效,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持续激发大数据检察新动能。


图为昌平区检察院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检察院技术人员交流数字检察工作

今年以来,昌平区检察院努力实现数字检察工作的可持续、梯次发展并取得实效,探索建成北京首个基层检察院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在履职实践中建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54个,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共发现线索4000余件,占线索受理数的比率为77%;成案3900余件,占线索成案数的比率为78%。


下一步,昌平区检察院将继续以数字检察为牵引,积极探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跨省应用等长效合作机制,积极打造组织健全、机制完善、建用并举、人才完备的昌平数字检察工作体系,以“数字革命”驱动检察履职创新和法律监督提质增效,以大数据赋能检察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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